近年來，新興醫(yī)療技術用于增強受到廣泛爭議，其中區(qū)分醫(yī)療和增強的部分爭議往往涉及自然概念。用“自然”來描述道德行為是倫理學的一種傳統(tǒng)，但各類語境中出現(xiàn)的“自然”卻有著本質(zhì)不同甚至相反的內(nèi)涵。對增強技術的倫理評價學界多有討論，本文僅借此指出自然概念在道德評判中的內(nèi)涵差異較大，而脆弱性更適合成為衡量倫理生活的坐標。

　　在評判增強技術時，治療和增強是甄別一種生物醫(yī)學技術的使用是否道德的標志，這一點大致獲得學界共識。而區(qū)分治療和增強的倫理依據(jù)則以自然觀念為基礎。不自然、不正常的身體狀態(tài)是疾病，對疾病的補償和治愈被視為治療；而在治療范圍之外對人體機能進行的提升、增進與擴展，則被稱為增強。在增強意義上對人的機能甚至物種性能進行改變，自然觀念扮演了重要的評判標準。它捍衛(wèi)以治療為目的的技術，而拒斥技術為增強人類能力而使用。本文將指出，恰恰是對“自然”的誤解才導致人們將治療和增強對立起來。

　　“自然的就是善的”，這一判斷很是可疑。就自然概念而言，學術界至少有兩種對立的理解框架。一種是保守主義的，主張自然作為饋贈的理解框架，如盧梭、海德格爾、桑德爾等人認為自然是美好的，人的活動應當順應和尊重自然的智慧；另一種則是激進主義的，主張創(chuàng)新的理解框架，如尼采就認為人們有責任改變自然以展示其創(chuàng)造力。換言之，按照前一種方式理解自然，增強人類能力會被視為對人之自然的侵入從而備受批評；而按照后一種方式理解自然，增強人類能力就是可以接受的。

　　這里至少在兩個方面揭示了以自然區(qū)分治療和增強的不確定性：其一，治療疾病的需求是“自然”的，即被理解為自然本身的一部分，同時生物技術復制或利用生物形態(tài)的過程是對自然的模仿，也可以被理解為具有“自然性”。其二，隨著生物技術對人類基因組和不同生物過程認識的不斷擴大，對健康的界定也不斷推移和變化。過去被認為“健康或自然”的機能狀態(tài)，可能逐漸被視為一種疾病。但我們需要關注的不是為增強技術找到“自然”和“人為”之間的醫(yī)學數(shù)值及倫理依據(jù)，“道德上值得懷疑的不是這些技術本身，而是這些技術背后的意圖”。因此，問題不在于我們使用的方法是“自然的”還是“人工的”，而在于我們使用增強技術背后的真實意圖是否更有倫理上的指導價值。

　　就此而論，其一，以自然為標志區(qū)分治療和增強是無解的，人們需要獲悉的是自然背后的價值預設。其二，消解了自然并不意味著在法律和規(guī)則上沒有清晰的數(shù)值對增強技術作判定，重要的是對該醫(yī)學數(shù)值的認定，內(nèi)在而言是基于主體對“健康”的心理認知，外在而言是基于社會文化對通常意義上自然或健康觀念的認同。其三，治療和增強并非截然對立，治療與增強統(tǒng)一于人類希望由弱變強的愿望，而脆弱、失敗和消亡則是人類自然的具體面向。

　　由于自然概念在辨別治療與增強時模糊而抽象，脆弱性作為自然的一個面向提供了更為具體的視角。一方面，脆弱性是人類生存繁衍的內(nèi)生動力。另一方面，它提醒人們關注技術帶來的更大風險，曾經(jīng)技術理性導向美好生活的迷信，在現(xiàn)代生活的更多悲劇和不確定性中開始被質(zhì)疑。脆弱性有一種平衡的力量，在反思技術理性的同時思考人類自我保護和自我提升的限度。

　　當自然的屬性被定位為脆弱性時，人們會發(fā)現(xiàn)內(nèi)在的情感和欲望直接指向了通過醫(yī)療技術進行自我保護的愿望。其實，區(qū)分醫(yī)療和增強通常是保守主義的訴求，桑德爾就主張，我們不應當擅自更改自然的基礎或條件。桑德爾的觀點有一定道理，正是因為人的脆弱性才讓生命更令人珍惜，從而涉及生命的討論才更具有道德價值。但他忽視或刻意不去討論脆弱性的另一面，耽于脆弱性并不是人的天性，被疾病威脅的感性體驗是無法被自然饋贈的理由說服的。如果技術的改善能夠克服特定的脆弱性危害，又有什么理由讓我們像保守主義那樣放任致命疾病對生命的威脅呢？雖然生物醫(yī)學的發(fā)展使人類疾病在很大程度上變得可預測和可治療，但新的病毒及新的死亡威脅依然接踵而至，人們發(fā)現(xiàn)終其一生的謀劃都注定要與偶然性共存。這恰恰說明，脆弱性并非靜止的、留待贊賞的人類屬性，而是對人類繁榮的動態(tài)激發(fā)，它必然指向一種變化和改善。承認脆弱性，就是認可與尊重人類在克服脆弱性過程中的努力與掙扎。

　　盡管身體疾病和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脆弱性的主要來源，但是人類在其他方面也是脆弱的。對社會關系的永久依賴是人更根本的脆弱性。人們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和信任寄托在自己之外的事物上，于是不確定如影隨形。而且這種基于關系的脆弱性有可能被進一步放大。進入現(xiàn)代社會以來，在個體化視角下的推理邏輯的助推下，個體利益變成道德行動與判斷的核心考量，現(xiàn)代技術被原子式個人的工具理性所加持，最終引發(fā)了社會整體更大的脆弱與風險。

　　如果人們沒有意識到個體的福祉來自社會關系構成的共同群體，就會把自身與共同體的關系要么看作一種無法化解的兩難，要么看作理性計算的約束條件。總之，依據(jù)脆弱性討論增強技術，既需要增強技術抵抗脆弱性的悲劇降臨，同時也需要抵抗增強技術引發(fā)的二次傷害。以脆弱性考察增強技術，是援引形而上學或精神性概念思考生活之善的價值主張。脆弱性受到關注，將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從“發(fā)展即是好”的思維轉(zhuǎn)向了穩(wěn)定均衡以及人的能力的完整性。

　　增強技術不能解決脆弱性的終極問題，這是事實。而對待增強技術的審慎品性才是通向生活之善的根本。新興醫(yī)療技術在每一次的使用爭議之后，都會產(chǎn)生有效具體的約束或調(diào)節(jié)相關使用的法律法規(guī)。但整體而言，面對脆弱性，增強技術承載更多的是倫理意蘊。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在研讀希臘悲劇時指出，脆弱性正是那種偶然間降臨在我們身上的悲劇和傷害。當我們發(fā)現(xiàn)自己與他人相互聯(lián)系時，似乎也在召喚著某種悲劇——即我們被迫要在自己心愛的多個事物之間作出兩難的選擇。一個健康的人格需要在上述兩種意義上接受基本的不確定性。這也可以看作對增強技術的應用的價值期許而非規(guī)范設定。人們無法像斯多葛派那樣因為脆弱性而斬斷與外界的關聯(lián)，只求內(nèi)心寧靜無擾。相反，脆弱性為生存在當下的人們提供了如何獲得生活之善的敘事。它不僅是一種實然之物，更是應然之事，直接指向了實踐中運用各項技術的智慧思量。

　　脆弱性將人們過好生活的基本能力拉入倫理視野，也從有質(zhì)量、有體面的意義上劃出生活之善的底線。增強技術不是要對所有身體機能妄加增強，而是要保證人們抵抗脆弱的基本能力得到提升，因而脆弱性回答了增強技術應該首先應用于生活的哪個領域。增強技術不僅在醫(yī)學倫理的規(guī)則意義上被運用，通過對脆弱性的描述可知，在共同體中人們抵抗脆弱性的能力是有層級差異的，因而脆弱性也回答了增強技術應在哪些人群中優(yōu)先使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上海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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